二十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工作報告提出，要持續深化“逃逸式辭職”治理。紀檢監察機關緊盯這一現象，聚焦重點人員、重點崗位、重點領域，豐富監督手段、扎緊制度籬笆、深化廉潔教育，推動查治結合、系統施治。

“中國進出口銀行吉林省分行原黨委委員、副行長鄭鵬，‘逃逸式辭職’違規到貸款客戶任職取酬”“中國銀行貴州省分行原黨委委員、副行長徐鴻周為逃避紀法懲處謀劃離職，是‘逃逸式辭職’的典型”……近段時間，一批國企領域腐敗案件被嚴肅查處，在相關通報中，“逃逸式辭職”引發關注。

“逃逸式辭職”是為了逃避處罰而選擇主動離職的行為，有的干部離職前利用職權“埋線織網”，或為特定企業及個人輸送利益，或提前鋪就“旋轉門”通道，待其身份轉換后即進行利益收割；有的干部預感問題即將暴露而突擊辭職，企圖切斷公職身份與違紀違法行為的關聯，妄圖“人走事消”……這些行為，表面上看是職業路徑轉換，實則是腐敗形式的隱形變異、翻新升級，其本質是試圖將公權力私有化、期權化，進而實現“權力套現”。然而事實證明，無論腐敗手段如何翻新，無論在職還是離職，只要違紀違法，最終都會受到紀法懲處。

反腐沒有“既往不咎”，離職更非“免責金牌”。2023年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圍繞進一步強化對黨員、干部的全周期管理，完善了對離職或者退休黨員、干部違規從業、利用原職權或者職務影響為親友謀利行為的處分規定。《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規定，黨政領導干部辭去公職或者退（離）休后三年內，不得到本人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企業兼職（任職），也不得從事與原任職務管轄業務相關的營利性活動……針對“逃逸式辭職”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法律法規等逐步健全完善，大大壓縮“逃逸式辭職”的空間。

“逃逸式辭職”背后隱藏的腐敗行為由于潛伏周期較長、權力變現跨度久，使得在發現、查處上存在一定難度。防范問題干部以辭職、離職為“隱身術”逃避監管和懲處，要從多個方面著力。比如，著重抓好審批、資金、項目、人事等關鍵領域，明確職權清單、權力邊界和運行流程，做好違規插手干預重大事項記錄，及時發現“逃逸”苗頭、防止“提前筑巢”；嚴把離退關口、加強離任審計，深化紀檢監察監督和審計監督貫通協同，不能讓問題干部“說走就走，想走就走”；注重事后管理，進一步細化相關規定，對干部離職后的就業范圍、就業時間等劃定紅線，堵住投機漏洞，建立領導干部全周期管理檔案，對其離任從業情況展開跟蹤監督評估，斬斷腐敗變現之路。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當前，多地探索健全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機制，系統性治理“逃逸式辭職”：湖北省荊門市明確要求離職人員所在單位黨組織初審其是否符合辭職條件及從業限制規定，并由組織部門協同紀檢監察、保密等單位復審，讓“帶病離職”者難過關；重慶市紀檢監察機關利用大數據賦能監督，協同巡視巡察、審計等監督力量，加大發現、識別和查處“逃逸式辭職”力度……覆蓋“在職—離職—退休”全周期的監督網絡加速織就，權力運行的每一環節都被置于陽光之下，“逃逸式辭職”的伎倆必將無處遁形、無法得逞。